川籍作家蓮悅出版《胡馬北風嘯漢關》 講述漢匈百年戰爭

信息
2019-11-19 18:48

  最近,一本名為《胡馬北風嘯漢關》的書受到不少歷史書迷的關注。該書以發生在漢高祖劉邦至漢宣帝劉詢時期的漢匈百年戰爭為切入點,力圖還原一個更接近歷史真實的漢武帝時代和漢匈戰爭。

  該書作者是川籍作家蓮悅,本名郭弘。據了解,近十年來,蓮悅一直致力于研究漢代歷史,尤其是西漢時期持續百余年的漢匈戰爭,并先后到陜西、甘肅、山西、內蒙古、新疆等地實地考察相關歷史遺址和博物館,踏訪烽燧亭障及戰爭線路,力求對發生在兩千多年前的這段歷史有一個更為直觀的感受。

  三聯書店編輯在推薦此書時介紹到,在研究過程中,作者以《史記》《漢書》《資治通鑒》等古代史籍為基礎,廣泛閱讀了林幹、陳序經、林甘泉、李劍農、陳梧桐、葛劍雄、陳直等專家的史學專著,同時涉獵了錢穆、余英時、狄宇宙、澤田勳、永田英正、王明珂等學者的相關著作,參讀了河西走廊、居延地區、湖北江陵鳳凰山漢墓等地的考古發掘報告。此外,作者還參考對比了差不多同時期的羅馬擴張戰爭相關史料,力圖從更寬廣的視野、更客觀的角度,還原接近歷史真實的漢匈戰爭和漢武帝時代。

  近日,《財經國家周刊》微信公眾號刊發一篇兩千多字的書評,推介此書。原文如下:

《漢和羅馬:不一樣的興衰背后》

  在紀元前后,歷史上曾同時代存在著兩個偉大的國家——漢和羅馬,兩個在戰爭中崛起和強大的國家。

  為了爭奪西地中海的霸權,羅馬與位于北非北海岸的迦太基進行了三次漫長的布匿戰爭。公元前122年,羅馬在迦太基的土地上重建迦太基城。

  就在第二年,即公元前121年,漢王朝在河西地區“列四郡、據兩關”,打通了西漢王朝與西方世界的連通之路——絲綢之路。兩年后的公元前119年,衛青和霍去病率部出擊位于漠北的匈奴軍隊,這一戰,漢王朝取得決定性勝利,也奠定了未來上百年時間東亞地區的政治格局。

  然而,漢和羅馬,這兩個在戰爭中崛起和強大的國家,卻最終走向了不同的命運。

  如果說,古羅馬人是古希臘人最好的學生,那么在國家發展模式上古羅馬與古希臘一脈相承。

  希臘文明重視商業和貿易,以海外拓殖來實現領土和文明的擴張。羅馬人雖然更鐘情于土地,但對商業和貿易的重視并不遜色于希臘人,甚至自己的對手迦太基人。隨著領土的擴張,羅馬經濟把內陸地區大量自給自足經濟同地中海地區廣泛的商業貿易結合起來,曾經由希臘人、腓尼基人經營的海上交通得到空前發展;羅馬的糧食起初來自拉丁地區,后來從西西里和北非運來;羅馬的商人享有“大批倒賣者”的盛名,“絲綢之路”通中國,“香料之路”通印度,他們跟隨軍隊在帝國境內自由活動,隨身攜帶大量值錢的、時興的和緊俏商品……

  華夏文明則以小農經濟為主,不僅不重視商業發展,更從文化的血脈里否定商人和商業的價值。

  韓非是先秦時期法家學派的代表人物,在他著名的《五蠹》里,就將五種人稱作社會的蠹蟲,工商業者便是“五蠹”之一。這種思想對后世的統治者影響極大,他們認為,商人并不從事生產,只依靠囤積居奇、抬高物價從中漁利,當然是對社會有百害而無一利的蠹蟲。

  漢代從事商品販賣的商賈如果想在市場上合法經營貨物,就需要到官府進行登記。政府將這部分人單立戶籍,即“市籍”。被列入“市籍”的商賈與從事農業生產的“編戶齊民”的社會地位不同。即便在鼓勵私營工商手工業發展的西漢初年,漢高祖也明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景帝時有“有市籍不得宦”的記載。武帝時規定“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武帝時甚至征發七種“賤民”出擊匈奴,這就是著名的“七科謫”。所謂“七科謫”即:“吏有罪一,亡命二,贅婿三,賈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籍七。”可見,有市籍的商賈,或者曾經被編入過市籍,甚至于父母、祖父母有過市籍的人都屬于“賤民”之列。

  注重商業貿易的羅馬和以小農經濟為國民經濟命脈的漢王朝,在國家實力上究竟有多大的差距呢?

  從直觀結果上來看,漫長的布匿戰爭對羅馬的國民經濟肯定有非常巨大的沖擊,但戰爭的創傷很快就被撫平,新的領土、航線、港口、貿易通道……地中海地區的貿易滾動讓羅馬的經濟迅速回血。特奧多爾?蒙森的《羅馬史》告訴我們,“自從第二次馬其頓戰爭以后(約在公元前196年),羅馬軍隊恒以海外糧食為給養”。

  而漢武帝“軍征三十余年”的結果卻是整個國家“海內虛耗”“戶口減半”,國民經濟處于崩潰的邊緣,漢武帝不得不在晚年發布《輪臺詔》,詔命廢止一切勞民傷財的政令,并徹底停止對外征伐。

  根據歷史學家余英時的估算,在人口維持在5000萬上下的東漢順帝至桓帝時代,漢王朝的賦錢(人頭稅)和田租(折合成錢)約為100億錢。在以農為本、以小農經濟為國民經濟支柱的漢王朝,賦錢和田租幾乎就是政府全部的收入。也就是說,漢王朝在人口最多的時候,漢政府每年的財政收入就是這100億錢。然而,司馬遷在《史記》中很明確地告訴我們,公元前119年,漢軍與匈奴決戰漠北后,僅此一戰,漢武帝用于賞賜有功將士的黃金就達到50萬斤。1斤黃金等于1萬錢,50萬斤黃金即50億錢。這個數字無疑超過了當時漢政府一年財政收入的一半。

  這還僅僅是一場大的戰役后漢武帝用于賞賜有功將士的費用。而從馬邑之謀開始,關市之戰、漠南之戰、霍去病三征河西走廊、決戰漠北……每一戰每一役,糧草的轉運、武器的消耗,甚至將士的基本薪餉等等,我們也許永遠都無法探究,這一切對國民經濟是怎樣龐大的消耗。

  反觀羅馬,在領土大規模擴張之后,因為戰爭賠款、戰利品和西班牙銀礦的豐厚收入,一般認為羅馬人(有羅馬市民權的自然人)享有免交直接稅的特權。西塞羅在《論義務》一書中明確告訴人們,公元前171年第三次馬其頓戰爭勝利引入的巨額財富導致羅馬人免交直接稅。而在此之前,羅馬市民需要根據自己的財產份額繳納直接稅,稅率僅僅為千分之一。因為此時的財產主要是土地,所以這項稅收又被稱作土地稅,付不起土地稅的窮人則需要繳納人頭稅,足見人頭稅應該遠低于土地稅。同時,羅馬一般對行省征收什一稅,而且只對能產生利潤的資產與人力征收,女性、兒童和老人被視為不能產生利潤的人力,免征。

  孟子曾說:“什一而稅,王者之政。”在漢王朝,特別是在漢武帝治下,僅僅就國家法定的田租、人頭稅、更賦三大賦稅來計算,漢朝百姓所承擔的稅率接近20%(在本書中有該數據的具體計算),也就是什稅二,是羅馬向行省征收的一倍以上。

  這樣,也許我們就能夠理解,同樣的擴張戰爭,為什么羅馬能夠從每一次戰爭中獲益,并最終將歐非亞三大洲的財富統統集中到了羅馬。而漢武帝時代開疆拓土的結果,竟然是“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當然,羅馬的經濟是建立在奴隸制基礎上的。有學者認為,共和時代的戰爭是奴隸制的保障,這些戰爭給羅馬帶來了數以十萬計的俘虜。但無論如何,對于同時代發展的西漢王朝而言,羅馬至少提供了一種截然不同的國家發展模式。當漢武帝以向社會和百姓無限抽血的方式來實現自己開疆拓土、征伐四夷的雄心時,羅馬卻用向海外拓殖、發展商業貿易的方式打造了一個政權維系了千年之久的強大羅馬。

編輯:李婷玉
010070200010000000000000011113121125250601
河北排列7